在上海愚园路的西段，过了静安寺后，掩映在芸芸喧嚣中的一条古老弄堂“中一村”静静伫立。巷子并不宽敞，两侧是并肩而立的三层小楼，红砖外墙在岁月的洗礼下显得愈发沧桑，而开窗的木框和窗台上角落里的几盆颓废的绿植，无不透出一丝人间烟火的气息。晾衣绳从弄堂一端到另一端，床单、衬衫及小孩的校服在风中摇曳，发出阵阵哗哗声，犹如这条弄堂的灵魂在低语。弄堂口有个老旧的修鞋摊，七十多岁的师傅从朝九晚四的时光中缓缓走来，他在此修鞋已有四十余年。弄堂的每一个变迁、每个孩子的学业成就，他都了如指掌，可他并不知道，就在他摊位往里数的第三栋楼，二楼南向的屋子里，曾生活着一个七岁的小男孩。这个小男孩从这里出发，启程去往美国，而七年后又在这里重新开始了他截然不同的人生。这小男孩，名叫钱永刚，他的父亲则是令人敬仰的钱学森。

1955年9月17日，旧金山港，海风轻拂，一艘名为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的游轮缓缓靠近码头，它的洁白船身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醒目。从四面八方聚拢的行人中，钱学森一家四口伫立在甲板上。他，当时年四十四，身着规整的灰色西装，神情凝重。妻子蒋英在他身边，一只手搭在栏杆上，轻轻理顺被海风吹乱的头发。七岁的儿子钱永刚，拉着五岁的妹妹钱永真，俩小家伙好奇地趴在栏杆上，向下望去，看着码头上来往的车辆与行人，以及远处起伏的旧金山街道。随着船只的缓缓离去，他们依旧能望见海岸线，钱永刚不解地问父母，为什么走得这么远还能看到陆地。蒋英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却没有给予更多的解释。

然而，这个七岁的小男孩并不知晓，为了能够登上这艘船，他的父亲已经忍耐了五年的等待。早在1950年，钱学森便有了回国的打算。彼时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职位已身处顶尖，作为喷气推进领域的杰出科学家，美国军方把他视为“一个人顶五个师”的天才。然而，他的愿望却遭遇了重重阻碍——美国当局对他出境的请求坚决拒绝，紧接着便是长达数年的拘留与监视。在洛杉矶的家中，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被严密监控，连电话和信件都无法得到私密，甚至连一次去超市的小买卖都需要有人跟随在后，别说自由，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成为奢望。 球盟会

这样的日子漫长而无奈，直到1955年，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，终于用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成功换回了钱学森。当这个消息传至洛杉矶那时，钱学森正埋头书中，读得正兴起。他放下书走到窗前，静静凝视外面很久，内心的波澜为之一震。随后，他对妻子蒋英说：“收拾东西，准备走。”他们的行李简单，几箱书籍、衣物，再加上两个年幼的孩子。就在那一刻，钱学森在美国二十年的辉煌与积累都化作了历史的背景，随风而去。

这艘船在茫茫海洋中漂泊了二十多天。恰在船上，钱永刚度过了他七岁的生日。母亲蒋英为他煮了一碗面，再加上一个荷包蛋，尽管没有蛋糕和蜡烛，但对于这个小男孩而言，母亲的手艺乃是他心中最甜美的幸福，因为船上的食物实在难以下咽。

抵达香港时，他们一家更换了火车继续北行。过短短的罗湖桥时，尽管步伐轻快，钱永刚却清晰地感受到，父母脸上的神情似乎在一瞬间变换。那是一种解脱与紧张交织的复杂情感，尽管他这个七岁的小孩并不理解。他只知道，踏过那座桥后，他的生活轨迹已经悄然改变。 球盟会

回国后，钱学森全身心投入工作，迅速成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，接着又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。在当时，对于导弹、火箭和航天这些词汇而言，更多是从无到有的探索。钱学森的日程近乎全无私生活，长时间的劳碌使他常常数天不归，工作的保密性让妻子蒋英也无从知晓他具体的职务。对孩子们而言，父亲的印象也只有一个字：忙。

早晨，钱永刚在父亲的身影离去时还未醒来，而当他已入梦乡时，父亲却还在外工作。偶尔的周末，钱学森在家，通常也是埋头于书房，满桌的图纸与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。他的缺席让家中从未出现过“爸爸辅导功课”的场景，母亲蒋英则全力承担起两个孩子的教育工作，尽管她本身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教师，却分身乏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钱永刚心中逐渐明白，父母没有言传身教，但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却默默地影响了他，让他在无形中学会了以实际行动去面对生活。

此种家庭教育的方式，始终无法用好坏来评判，它造就了一个独立的灵魂，但也使得这个孩子在很多事情上只能独自摸索。转眼间，1966年已经到来，钱永刚年满18岁，那原本是他该步入大学校门的时期。以他的成绩、家庭背景，按理说应顺畅地迈入高等学府，选择专业，完成四年的学习，然后走向社会。然而，1966年的夏季却无法预测。那年，学校停课，高考被取消，整个全国的教育体系如同被按下了暂停键，所有学生都在原地踟蹰，不知未来该如何前行。钱永刚站在了这突如其来的停顿点上，原本清晰的方向立刻变得模糊不清。 球盟会

失去大学选择的他，只能向其他道路探索，那年他选择参军，开始了他生命中的另一篇章。